《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内忧外患之中重新开始了因戊戌政变而中断的新政，各地督抚也纷纷以开办新政为要务，国内一派汲汲趋新的气象。王照本人回忆，庚子年回国后，他化名“赵世铭”（旧友呼之“赵先生”），经常往还于京津、保定之间；癸卯（1903年）二月，在京城裱背胡同租房，立官话字母义塾，用门人王璞为教员，刻书授课。当时在天津办学务的林墨卿（即林兆翰，与严修私谊较深）、保定大学堂总办钱少云等，均提倡官话字母，劝学生传习；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也从李符曾处见到了王照编订的教材，其弟克文研习后，无师自通，竟能用官话字母写信；后来，袁世凯很快批准保定大学堂学员何凤华等请推行官话字母的呈文，并饬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及驻保各军营试办。可见，虽然隐姓埋名，王照始终是新式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5]

在王照的友人中，李符曾、石曾兄弟尤其值得一提。李氏兄弟的父亲李鸿藻，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是同光时期直隶京官的领袖人物，也是王照的会试座师。李家的西席齐令辰（号禊亭，民初戏剧家齐如山之父）与王照又是殿试同年，所以王照经常出入宣外绳匠胡同李宅。[7]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李鸿藻病逝后，李氏兄弟仍与直隶籍的达官显宦鹿传霖、张之洞、张人骏、张曾敭、徐世昌，以及后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京城官场中的活跃人物。据说，戊戌年七月王照请礼部堂官代奏的奏折，就是在李石曾书房中起草，并由齐令辰的族侄齐守郋所抄。王照还提议请康有为保荐李石曾为四品京堂，后因符曾反对而作罢。[8]庚子年年底返回北京后，王照曾隐居李符曾家中，后移居汤山附近，生活费用也靠李家接济；[9]同时，他与长芦盐商纲总、李鸿藻的表弟姚学源关系密切。[10]有李符曾等直隶籍官绅的庇护，王照的生活自然不会有大碍。但是，“钦犯”的身份和“潜伏”的状态始终使王照处于不安之中，对其推进官话字母事业也很不利，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他做出了“自首”的选择。

关于投案的原因与过程，王照有自己的解释。他说，问题起因于甲辰正月沈渔溪（沈荩）入狱杖毙一事。沈荩是湖南人，谭嗣同之友，曾参加庚子唐才常勤王起义，王照“庚子在津，即与相得”。后沈荩来京，寓居木厂胡同刘鹗（铁云）家，而政变后被革职的翰林院检讨吴式钊亦寓刘宅，向清廷出卖了沈荩；他对王照与沈荩的密切往来十分了解，沈案发生后，王照感到自危，为了末减免死，遂接受友人劝告，决定去“自首”；另外，有“高阳某甲”盗用王照“芦中穷士”别号，将王照官话字母著作改簒刻印牟利，并因其系“藏匿之罪犯”，不敢公开身份，遂对其肆意欺凌，这使王照大受刺激。于是，痛下决心，具呈赴提督衙门投案，请代奏领罪。[11]

上述回忆已在多年以后。按照他的自述，由于惧怕吴式钊密告以及想要摆脱“逃犯”身份带来的种种不便，才决定向朝廷“自首”，乍听起来，也合乎情理。但是，这种解释不尽令人信服。因为沈荩案并非发生于甲辰正月，而是癸卯（1903年）五月[12]；试想，既然吴式钊利欲熏心，早就知道王照的底细，为何不在沈荩被出卖后，紧接着讦告，而要延至半年以后？这在情理上说不通。王照接着叙述了投首的过程：

提督那桐亲接呈文，将余藏诸该衙门之西小院花厅两日夜，命郎中承璋招待，酒肴茶烟棋具书册，甚为周备。时西太后驻颐和园，那桐先赴海淀，密谋于庆王奕劻，言倘罪有不测，则不如及早放之逃去，倘王爷能保罪不至死，那桐才敢具折出奏。庆王曰，此时上头万不能再作刻薄之事，我敢担保，万一上头有不测之怒，我们一齐叩头央求，也没有求不下来的，你只管办去吧。那桐回京，始缮折再赴颐和园奏明，而余遂陷入牢狱三阅月。庆王终向西后痛陈舆论向背，影响甚大，于是有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皆赦并开复原衔之特诏。余出狱后，有接近庆王之陶大均、良弼等，告余以庆王之厚意，力劝余往见致谢。余坚辞曰，我从此作我的一品老百姓，誓不再见朝中人矣。[13]

王照肯定了庆王奕劻所起的关键作用，对那桐的关怀更是充满感激之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不屈服权贵的气节。这些回忆文字多少有些后见之明。有幸的是，台北故宫所藏军机处档案中，保存有当时王照致那桐信函原件、王照的呈词以及那桐代递折一件，还有王照戊戌年七月请礼部堂官代奏原稿抄件一份。参照这些原始档案可以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认知。王照致那桐函云：

琴轩尚书大人阁下：敬启者。照自戊戌七月因遵旨上书为堂官所劾，逢上震怒，事出非常。受命之余，昼夜惕息。适遇康逆大变，街谈巷议，谣诼纷纭。照一时愚谬，莫辨真伪，遂成弃职逃走之罪，在外日久，始知大变情节。真伪邪正朝廷洞烛，用法无私，而照谬妄误会，逃走之罪无可挽回。庚子夏先兄被害，照奔回欲自投诏狱以洗冤名，乃适逢龚、何、张诸案与立、许诸公之事，洋人横来干涉，照甚恶其名，是以暂止。辛丑春，日本小村寿太郎将去任，小村俊三郎与照言，公使欲为照向全权说话，照闻而厉词阻止，痛言救我之身适以败我之名。小村俊再三赞叹，谓照为古之烈士，遂允不复言。今小村俊又已在京，可覆按也。辛丑秋，外兵退净，照始投李文忠乞代奏治罪，文忠令幕友劝止谓迟数月再说。不料文忠薨，照无门可告，迟迟以至今日。且照自戊戌秋奔走流亡，至今伏处京师，又已三年，凡逆党及轻躁之流，造言生事，照恨之甚深，避之若汍。一身介然，此内外大臣所默鉴，当亦阁下所略知也。今遇我皇太后七旬大庆，而阁下适执金吾，照罪虽深重，私心冀幸再生，知阁下慈祥，故匐匍自投，乞俯鉴情形，据实奏请，折中或稍为剖白，照即不幸而不获蒙宽免之恩，而名无所污，亦可无憾也已。呈词一扣，乞收纳，谨此叩恳，即请勋安。王照顿首附呈礼部代奏原稿备查。[14]

那桐代递王照呈词称：

已革三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王照谨呈，为面缚自投恳乞奏请治罪以明心迹事。窃革员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由礼部主事上书言事被堂官先阻抑而后奏参，逢皇上盛怒，将堂官黜罚，并蒙皇太后、皇上圣恩超擢前职，事出非常，革员惶恐待罪，不知所措。革员先以创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已为乡人所訾议，至是又逢他变，议论沸腾，群指为奉洋教，种种诬毁更属难闻，大有无所容身之势，遂仓猝弃职归乡，是时朝廷并未加罪。革员愚昧，自陷法网，八月十六日有人奏其潜逃，朝廷察实，始于十九日有旨革职拿问、查抄家产，革员闻而追悔，进退失据，流离在外，艰苦备尝。至庚子之乱，先兄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升用副将左营游击燮，卒以被诬奉教，惨死于东便门外，且革员先曾祖原任寿春镇总兵锡朋阵亡定海，宣宗成皇帝览奏坠泪，恤典优隆。革员世受国恩，蒿目时艰，亦尝深自刻厉，中年以来，绝妻子之奉，谢征逐之交，惟思竭其不肖之力以冀有补涓埃，只以愚谬，一朝失足，隳其家声，一至于是。庚子秋，外兵入京，两宫西狩，革员闻而愈痛，不忍徘徊局外，即欲自投诏狱，稍释痛怀。匐匍奔来，适闻外国使臣有干预中国犯官之事，革员惧蒙此嫌，逡巡未发，譬如儿女得罪，大杖小杖，宛转啼号，总不外乞怜于父母，断不愿邻人置喙，间我门内之情也。辛丑九月，洋兵退净，革员始自投前大学士李文忠公面缚领罪，呈请代奏，李公令幕府谕以静候回銮，俟数月后再办不迟。此今直隶藩司杨士骧、五品京堂于式枚诸人所共见者也。迨回銮后李公已薨，而革员目疾大发，不克自投，蒙朝廷宽大之恩，都人原谅之德，革员伏处二年，惟以设法宣传圣谕广训，稍为心安之计，凡有生一日，皆我皇太后、皇上圣恩所赐也。今者恭遇我皇太后七旬大庆，恩诏频颁，革员忍复偷生，甘居隐匿逃人之列？伏思革员谬妄已极，追悔莫及，今虽自首，罪无可宽，但使一腔血泪得倾于君父之前，使天下人知革员愚谬获罪，自与奸宄巧佞殊科，则革员感戴我皇太后、皇上圣恩于无暨矣。伏乞大人垂怜，代奏施行，革员不胜战栗待命之至。谨呈。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日。[15]

比较王照的信函和呈词，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自己弃职逃走是因为“礼部六堂官事件”及开办学堂遭到敌视后产生的恐惧心理，言外之意，与康、梁“逆案”无关；并以曾祖王锡朋道光间为国捐躯而获优恤、兄长王燮庚子年被污奉教惨死两事为例，来说明家人世受国恩、门第清白。第二，庚子秋回国后，曾经多次想投案，因各种原因而未果，并透露出李鸿章、杨士骧、于式枚及日本人小山寿太郎、小山俊三郎均知情，并可作证。第三，为了维护国家体面，坚拒洋人出面干预，自称“譬如儿女得罪，大杖小杖，宛转啼号，总不外乞怜于父母，断不愿邻人置喙，间我门内之情也”。第四，希望能在慈禧太后七旬万寿之际，获得赦免。通篇文字言辞恳切，声情并茂。王照还在呈送那桐的戊戌七月礼部代递奏折底稿上批注“此稿今自视之知语多狂躁，然用意与逆党迥别，当见谅也”，以此与呈词的自诉相呼应。[16]

那桐日记也对王照投案事有简单记载。光绪三十年三月初八日记云：“早赴颐和园见枢廷，为王照事，未刻归。”次日又记：“早赴园递封奏一件，为革员王照投首事，奉交片：交步军统领衙门、刑部，王照著交刑部永远监禁。钦此。即刻派总办承璋押解王照送交刑部讫。”[17]看来，王照确是初七日已被看管，初八日那桐专门前往颐和园与军机大臣们商议办法，直到第三天才将呈词代递上，这一点王照回忆是准确的。至于王照称那桐向庆王建言“倘罪有不测，则不如及早放之逃去”的情节，未必可信，放走“钦犯”的罪责，那桐怎敢承担？可以推断，军机大臣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等，恐怕均持轻办的主张，何况王文韶早在甲午战争期间署理直隶总督时就与回籍办理团练的王照有过交往，并对他多有关照。[18]经过廷臣谋划，三月初九日奉上谕，王照著永远监禁。[19]

投案的结果似乎出乎王照的预料，当时曾引起不少人的讥笑（详后）。可是，孰知祸福相依，五月初八日清廷又颁布上谕，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其他党案涉案人员一律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20]这样，仅仅被关押两个月，王照便重获自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令人深思。庚子后朝野各界有关赦免党人的呼声此起彼伏，王照可能是在获知慈禧七十寿辰之前清廷即将赦免党人的消息后，才决定“自首”的。在他投案前夕，三月初二日，御史蒋式瑆上奏，称庆亲王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额私款，两宫只得谕令都察院左都御史清锐、吏部尚书鹿传霖带同蒋式瑆即日前往汇丰银行确查。嗣据复奏称，该银行往来账目不以示人，亦对庆亲王往来情形未经见过。初四日，清廷以明发上谕的形式斥责蒋式瑆以传闻为据，率臆陈奏，任意污蔑亲贵名节，令其回原衙门行走。[21]当时京、沪等地报章议论纷纷，身为首辅，庆王处境尴尬；而且时论对沈荩案的谴责仍有余音，枢廷面临的舆论压力有增无减。王照不失时机，选择此时投案，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奕劻为此表现出来的积极和“友善”自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