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四为张荫桓生日，黄遵宪作《樵丈尚书六十有一赋诗敬祝》，诗云：“入丁出丙寿星祥，四国传夸天上张。冠冕南州想风度，枢机北斗在文昌。金城引马迎朝爽，银汉归槎照夜光。挥塵雄谭磨剑气，独因忧国鬓苍苍。”[22]三月，张荫桓奉命赴英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活动。临行前黄遵宪又赋诗《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回顾了两人20多年来的交往，诗中表达了对张荫桓的钦佩与感激之情，[23]可视为黄、张关系的真实写照。

次年五月，在京闲居九个月之后的黄遵宪终被授以湖南长宝盐法道。此次放缺与军机大臣翁同龢的努力有关。翁氏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896年11月1日）记：“黄公度（遵宪）来，以所撰《日本国志》见赠。”[24]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1897年6月29日）记：“黄公度遵宪，新授湖南盐道，来长谈，重在延德人、练德法。”[25]同年六月十五日（7月14日）又记：“晚黄公度来辞行，明日起身矣，长谈：第一事，开学堂；二事缓海军，急陆军，十五万人已足；三事海军用守不用战。合船无用，郎哩亦无用。三大可虑：一教案，一流寇，一欧洲战事，有一于此，中国必有瓜分之势。”[26]从这些记载看，翁对黄的才具和见识也是较为欣赏的。他对黄遵宪遭德方拒绝一事也曾设法补救。不过，翁对黄的赏识很难说与张荫桓毫无关系。甲午至戊戌间翁、张二人关系密切，翁“倚之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27]张被称为“甲午至戊戌间幕后大人物”，即与受到翁的信任有直接关系。光绪帝既已对黄遵宪深简在心，翁氏位居枢垣，从张之议一力保举亦在情理之中。

黄遵宪抵达湖南后，巡抚陈宝箴“赞变法，公度乃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28]开时务学堂，特聘梁启超为总教习，设立保卫局等新政措施均有黄氏的参与，在陈、黄、梁、谭（嗣同）等人的倡导和主持下，湖南成为当时最有生气的省份。是年底，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主题的变法图强运动在北京迅速兴起，与湖南新政成相辅之势。黄遵宪与张荫桓的政治合作关系也进入了最重要的时期。

戊戌年春张荫桓的政治境遇十分特殊。据《谕折汇存》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29]从是年正月至五月间光绪帝先后十三次单独召见张氏，每次问答逾时。时人以为张“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30]张氏“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成为“启诱圣聪”倾向变法的主要大臣之一。[31]他不仅通过“密进康（有为）所著书”[32]推动了康氏的进用，而且再次向光绪帝举荐了黄遵宪。《日本国志》之进呈即源于张氏之介绍。

《日本国志》是详细介绍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著作，其中深含着黄遵宪想通过叙述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来启发国人的思想动机。该书正式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冬之际，在士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梁启超为之作后序，谓读《日本国志》乃“知日本之所以强”，并由以“知中国所以弱”，视之为开民智、促变法的理论篇章。该书在戊戌年就有三个版次的刻本，可见影响之大。张荫桓将这样一部变法著作介绍给光绪皇帝，其用意不言而喻。[33]据翁同龢日记戊戌年正月二十二日（1898年2月12日）记：“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并论外人入觐，将以舆马入禁门，上意谓可曲从，臣谓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次日又记：“是日以《日本国志》两部进呈。”[34]深居禁城的皇帝为何突然宣取《日本国志》呢？从翁受申斥的情况看，似非枢臣介绍。从皇帝获取信息的途径去考察，这当与张荫桓前一日独对时奏言有关。正月二十一日（2月11日）张氏日记云：“蒙召对，问德亲王来华事，跪对两刻余。”[35]隔日皇帝向翁表示拟允“外人入觐以舆马入禁门”即出自张氏这一天的建议。《日本国志》也应是这天由张荫桓推荐给光绪帝的，联系张、黄长期以来的政治交谊，这种解释似无疑义。

“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三天，内阁学士徐致靖上疏公开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和黄遵宪五人。徐氏在折中称黄“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并称“（黄）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扬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36]这番荐语并非溢美之词，是对黄氏才识的中肯评价。据考，徐氏此折系由康有为、梁启超密谋草拟的。张荫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者之一，[37]该折也反映了张积极援引黄氏的个人倾向。

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出使日本。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李岳瑞回忆：“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38]光绪帝还连下三道诏令，称“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39]可见急于起用黄的迫切心情。据说皇帝的初衷是让黄以出使日本以提高其资格，同时在外交上发挥积极的联络作用，待时机成熟，即调之返京，“俾得总领中枢，实行新政”。[40]当时京中已有黄将“入枢”的传闻。[41]光绪帝对黄遵宪日渐加深的倚信，与张荫桓长期以来的大力推举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以往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已是很熟悉了。黄遵宪自长沙抵沪后，因病滞留上海，未能如期北上。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政变事发，康、梁出逃，张荫桓、徐致靖及军机四卿等被捕入狱。八月十三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张荫桓则因英、日两国公使的营救，暂时保全性命，被革职发配新疆。留居上海的黄遵宪也受到了监视。八月二十一日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与张荫桓结为师生”，且与康、梁“密电往来，暗通消息，结党最深，若令其逍遥法外，难免不勾结外人，隐生祸变”。[42]同样，由于英、日两国干预，清廷只将黄遵宪革职，未有深究。八月二十九日黄遵宪搭海轮返籍，此刻的张荫桓亦正在西行途中。黄为政变作《感事》诗云：“父子相从泣狱扉，老翁七十荷征衣。一家草索看生簿，三寸铜棺待死归。凿空虚槎疑汉使，涉江奇服怨湘妃。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43]此诗表达了黄氏对受到排挤和迫害的新党人物的同情，其中“凿空”一句即指张荫桓而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1900年7月31日）张氏在新疆戍所被杀，时年64岁。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也在抑郁中病逝家中，享年58岁。张荫桓在新疆期间，二人是否有过音讯往来，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不过，他们在政坛密切合作的时代则永远结束了。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粤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不论支持变法的还是反对变法的）在戊戌维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44]在当时的粤籍维新人士中，核心人物似为在朝中地位最高的张荫桓，而非康有为。从康有为、黄遵宪与张的关系中都能看出这一点。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1] 以往论著中对黄遵宪、张荫桓关系的记述比较零碎分散，可参见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见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464页。

[3]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1180页。

[4] 黄遵宪：《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参预前箸筹”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738页。

[5] 黄遵宪：《岁暮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547页。

[6] 黄遵宪：《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739页。

[7] 参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45、451页所载李、张二人的往来函电。

[8]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张元济：《致汪康年》，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修订本）中册，651页。

[10]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1217页。

[11] 总署章京顾肇新致俞锺颖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转引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1217页。

[12] 参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1219～1222页；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4章，第6节。

[13]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转引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1221页。

[1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953页。

[1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52～753页。

[16] 参见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4章，第6节。

[17] 关于甲午至戊戌间李鸿章与张荫桓在外交上的分歧，笔者将有专文讨论。

[18] 罗丰禄被任命为新任驻英公使后，在奏请出洋的19名随员名单中，包括了翁同龢的曾侄孙翁之缮。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翁同龢得知此事后，颇感意外，既斥之缮，令“递呈辞出洋差”；又责罗“何以不令其家长知也”。后来翁才知此事“傅相与闻之”。（参见《翁同龢日记》第6册，2952～2956页）李鸿章在翁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罗奏请翁之缮为随员，不免将翁推到了“以私干人”的境地，或许这并非出于李之本意，但将其视为因得翁支持而达到以罗代黄目的的一种答谢，似也不出情理之外。

[19]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690页。

[20] 张荫桓此次访英的接待工作基本上由赫德在伦敦的助手金登干负责。

[2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55页。

[22] 此诗为黄遵宪集外佚诗，原件现存广州博物馆。转引自左鹏军：《黄遵宪诗文考述三题》，“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2001年8月。

[23] 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733～747页。

[2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947页。

[2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11页。

[2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15页。

[27]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21页。

[28]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2页。

[29]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

[30] 王照：《小航文存》卷1，《水东集初稿》，10页，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3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1页。

[32] 龙顾山人（郭则沄）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93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关于张荫桓与康有为在戊戌年的政治关系，可参阅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55～86页。

[33] 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国志》书稿在广州富文斋付刻，但此年并没有刻成出版。1894年初，黄遵宪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又将书稿邮寄至巴黎，请薛福成作序，到1895年秋冬之际，《日本国志》方正式刊行，卷首刊有李鸿章的《禀批》及张之洞《咨文》。大约在1897年春夏之间，黄遵宪对原稿进行了修订，“改动较大者有十几处，增补了数千字，较重要的是增入了日本明治维新大久保利通的明治元年奏。此疏实为日本维新后建立宪政、开国会的舆论先导”。（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167页）这次修订版的另一特点是加上了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为之写的《后序》，同时抽去了卷首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此次印700余部，其中500部交由《时务报》馆代售。笔者推断，此次呈送皇帝的可能是有梁启超《后序》的新版本。

[3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93页。

[35]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23页。

[36] 徐致靖：《保存人材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336页。

[37] 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考析——兼论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38]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12～13页。

[39] 黄遵宪：《己亥杂诗》“三诏严催倍道驰”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840页。

[40] 正先：《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419页。

[41] 八月初三日张之洞《致京钱念劬》函云：“闻黄有留京入枢译之说，故托病辞……”，《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14页。

[42]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72～473页。

[43] 黄遵宪：《感事》，《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787页。

[44] 参见李吉奎：《粤籍人士与戊戌维新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