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在遣戍新疆途中，其故旧朋僚纷纷赶来为之送行。其中《庚子西狩丛谈》之口述者吴永与张氏在直隶的面晤，尤其值得一提。

吴永（1865—1936），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曾纪泽之婿。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知县试吏直隶。二十一年（1895年）底，李鸿章奉旨办理日本商约事宜，奉调充任文案委员。未几，李鸿章出使俄国，对日商约谈判改由张荫桓接办，吴永仍得以留用。事竣后，适逢朝廷诏令中外大僚举荐贤能，张荫桓密保六人，吴永亦居其中。二十三年（1897年），正式补授直隶怀来知县。

戊戌年八月，张荫桓西行途经直隶境内时，吴永曾亲往迎送。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回忆云：

予时已奉补怀来缺，尚未到任，百计张罗，勉集五百金，赶至天津途次，为之赆别。相见惨恻，谓：“君此时亦正须用钱，安有余力，乃尚顾念及我。”语咽已不复成声。予欲勉出一言以相慰藉而竟不可得，惟有相对垂泪而已。[25]

这段记述说明了张、吴师生情谊之深。吴永言他与张氏相见的地点，是在“天津途次”，即直隶境内。如果仔细分析，《驿舍探幽录》倒是详尽地记述了他们的见面过程：

（八月）二十三日七点钟，自安肃起行，至漕河庙茶尖，坐谈未竟，省中某大令便衣入谈时许。某系张门下，甚代不平，谓十六字罪案，空无所指，殆如“莫须有”三字狱，不足服天下后世。……入省城（保定）……至晚，某大令复来，张留饭，夜谈。二十四日张因添置行装并买书二簏，欲留住一日，某等回明各宪，许之，某大令代张料理。[26]

从种种情况判断，文中“某大令”即为吴永无疑。此时吴永尚未赴任怀来，故在张荫桓抵达保定之前，他能亲自出城相迎。入城后，又为张荫桓添置行装，精心料理生活琐事，执弟子礼甚恭。在此期间二人多次深谈，张氏曾将其获罪之由亲为吴永言之。故此《庚子西狩丛谈》中有关张荫桓被捕前后情况的记述是较为可信的。

更有意义的是，此次张、吴相见，使我们弄清了一批珍贵史料的来源，解开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点。

197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了《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一书。此书共收录了晚清名臣翁同龢（晚号松禅老人）致张荫桓的手札一百零三通，这些手札的写作时间起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六日，首尾相续，整整四年三个月。这批手札最早的收藏者不是别人，正是吴永。函札后多有其亲笔批注。其女吴芷青女士后嫁常熟翁氏后人翁舲雨先生，吴永遂以此翁氏遗墨为陪嫁之奁物。后翁舲雨夫妇赴美，这批信札亦被带到美国。七十年代初，吴芷青女士返回台湾，经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撮合，这些“先贤手泽”售归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经文史专家高阳先生考订，得以编次成册，影印出版。

翁氏致张荫桓的这一百多通信札，不仅是书法艺术之瑰宝，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反映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前后，清廷对德、对俄外交陷入困境，以及筹借洋款的情形，也能反映出清廷统治层内部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其史料价值之高令人瞩目。然而，这批珍贵的信札是如何到吴永手中的呢？世人多不知。但当我们得知张、吴在戊戌年八月底的这次晤面后，这个谜点便迎刃而解了。张荫桓在添置行李时，特将这些函札交给吴永保存，不料却成了赠给吴永的最后纪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