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甲午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比较多，其中有几条有关康有为的记载，这对研究康、张二人的早期关系显得很有意义。

张荫桓和康有为的关系问题是戊戌维新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戊戌政变后，逃抵香港的康有为在对记者谈话时声称，“在维新计划中，张荫桓与他没有什么联系。他是赞成改革的，但是并没有起积极的推动改革的作用”。[8]在自编年谱中，康氏亦称“张樵野之万里军流，亦为吾夜宿一言”，“实文悌妄指为之”，辩称张荫桓政变后被流放与自己无关，完全是御史文悌的无端陷害。[9]其实，戊戌年张、康关系密切，当时人皆共知，似非文悌虚言。尽管现在很难从康有为的著述中直接找到他曾得到张荫桓的支持的证据，但在戊戌变法期间康之急速进用与张荫桓的暗中活动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张氏戊戌日记中也多少有迹象可寻。然而，戊戌前二人的交往很少有直接的材料。政变后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称：“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10]科举考试中的请托现象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张荫桓能为康到处运动，说明二人私交已不寻常。康是在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恩科会试中进士的，此前一年甲午科会试中则名落孙山。有关康氏甲午年在京情况，其自编年谱甲午年记云：“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11]其中毫无涉及与张荫桓的交往。不过，张氏甲午日记中却有记载。

二月二十九日（4月4日）客春从未看桃花，甚以为憾，西山花繁，又苦无游山之暇，或言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至则桃花将尽矣。寺僧领导游观，指院中井水，言此泉本苦，上年大雨后化苦为甘，莫非我佛功德云。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

三月二十四日（4月29日）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

日记中提到的凌闰台即凌福彭，粤籍人士，时任军机章京；山舅系张氏之舅李宗岱，字山农。上述记载真实地说明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康、梁已经具有关注外部世界的认识倾向，也说明在关注和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们与张荫桓志趣相投。不过，张氏却对康有所褒贬，认为他虽“屡言谋国自强”，却对中外形势的了解不甚透辟；但同时又十分欣赏康的才华，称“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流露出坦然的爱才之心。前引康氏题记中所谓“有誉我语”当指此言。正因为如此器重康有为的才华，所以才会有戊戌年不遗余力支持康有为的种种举动，这是研究康、张关系时不可忽视之处。四月十九日（5月23日）日记又记：“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四月二十七日亦记：“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拼醉之故，为诗调，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这些看起来十分平淡的记载，似乎说明不了关键的问题，却能反映出康张之间不同寻常的私人关系。难怪从事戊戌变法史研究的黄彰健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看到这些记载时，便认定张荫桓属于“康党无疑”[12]，这种论断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