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认识和评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学界是存在分歧的。事实上，当我们从思想史的层面着力分析康有为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代意义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康有为在当时士林中曾有过多大的影响，无论其政治主张多么犀利和切中时弊，但是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他是很无奈的。身为额外主事，康氏职位卑微，根本无法与宋神宗变法时的宰辅王安石可比；[163]因而如何取得光绪帝信任、迅速进入核心决策层便成为康有为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他在京活动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不得不密结张荫桓，精心策划，煞费苦心，寻找终南捷径。可见，澄清康氏进用内幕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康氏骤然进用是沿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以至被视为“钻营”“侥进”，当事人掩盖内幕并不意外。当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将张荫桓援引康氏之事揭破时，张、康不得不设法应对。从实际情况看，在援引康氏过程上，张氏始终欲借重翁同龢，共担责任，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不料，却遭到翁的拒斥。因此，政变后张、康二人异口同声，将荐康的责任推给翁氏，不是偶然的，何况因英、日外交干预而产生的张“非康党”上谕，为他们掩盖真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翁氏“荐康”说传开后，刚毅等人又乘机罗织，将翁打入康案。在这场多种力量介入的政治斗争中，康、梁与刚毅、许应骙等人各得其所，张荫桓也得以暂避风险，只有开缺在籍、为慈禧所仇视的翁同龢再遭打击，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再次显示了它的神奇：当真正的荐康者悄无声迹地被淹没在茫茫历史中的时候，“维新第一导师”的桂冠却为翁氏赢得了后世的普遍敬仰。这大概是时人与今人始料未及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 本文系2010年5月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承姜涛研究员、茅海建教授、桑兵教授、李细珠研究员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又得到王汝丰、朱育礼两位先生的指教，特此一并致谢。

[2]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以下简称《〈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多年来笔者与茅老师交流较多，屡受启发，兹再致谢忱。

[3] 其中茅海建、房德邻两位先生对乙未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问题的讨论尤具代表性，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4] 目前出版的大部分近代史著作以及翁同龢、康有为的传记都持这种观点，兹不详举。

[5] 参见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185～210页。除了材料的局限，该文有关张、康关系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6] 相关研究论著主要有：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载《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苏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谜》，载《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范耀登：《张荫桓与戊戌维新》，载《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笔者发现，几乎所有关于翁氏“荐康”的文献都是政变后形成的，其中又以康氏本人的记述为多。从文献形成与刊印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到，康有为对翁、康关系的描述，如同滚雪球一般，细节越来越生动，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到民国时期达到顶峰。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6～1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4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引文中括注的人名为引者所加。下同。

[10] 黄氏又言：“吾闻当时樵野与康、梁，私人抵掌谈政治，辄昌言无忌，实为致死之由。……樵野之死，乃于庚子夏义和团方炽时，京中突有密电致新疆当局，属阴置张荫桓于死地。相传此电乃西后授意者，南海曾述之。见于官文书者乃云，有密旨以张荫桓通俄，就地正法。和议成，始昭雪，复原官。”见《花随人圣盦摭忆》，466页。

[1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75页；第4册，8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2] 参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3]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65～466、472、478、480页。

[14]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81页。

[15]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8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6]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康有为自订年谱有多种版本，本文均据此版本。

[17] 参见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423～4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8] 戊戌年康有为在内城仍寓居此处。另外，政变前容闳（字纯甫）也居此，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

[19] 参见汤志钧：《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马忠文：《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2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696、26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21] 张荫桓甲午日记的两册原稿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一册起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初一日，止于五月初一日；另一册起自七月初一日，止于八月二十五日。这两册日记原为康有为收藏，后由其家人捐献给近代史研究所，原稿前有康氏题记云：“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尚书既以戊戌党祸抄没戍新疆，庚子以谏用拳匪惨戮。此册经如（按，原稿如此）劫流于外，张君有楣以记中有誉我语，因赠我。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若夫生死患难文酒过从之感，追思萦欷。天游。”（详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前言）可惜两册原稿都有残缺。从种种迹象看，似系康氏刻意毁弃者。据康年谱，康氏五月初六日离开北京，此前他不会不去张处辞别，但现存稿本第一册五月初一日后的内容却被整齐裁去，并非自然损毁。贾小叶博士认为，这可能是张荫桓在政变后为避祸自毁的。但是，从日记中赞扬康氏的文字保存完好的情况看，似非张氏自为。另外，康在年谱中称：“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余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茅海建教授推测“贵人”可能是张荫桓（《〈我史〉鉴注》，53页）。揆诸当时张、康二人交往密切、无话不谈的情形，这个推断应当准确。而且，笔者以为，这些谈话可能也是被康氏撕去的五月初几天日记中的内容。将张赞誉他的话保留下来，而将批评他的内容予以毁灭，这非常符合康氏的性格。

[22] 参见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3]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4页。此外，杨天石先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发现了一封甲午年八月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函的抄件，也提及相关情况。参见《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杨天石文存·晚清史事》，70～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该文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史学版。

[24] 参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364～36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5] 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1页。

[26] 关于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缺损的情况，可参见前文注释。

[27] 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6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份材料系政变后张之洞授意梁鼎芬搜集并交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希望能在日本报纸发表以揭发康氏，故有贬康的倾向。参见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93～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8] 苏舆：《翼教丛编》，16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9]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292～29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0]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7页。

[3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05～2806页。

[32]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

[3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01页。

[34] 金梁在上世纪30年代阅读《翁文恭公日记》时首先发现此处曾做过删改。他在《近世人物志》中加按语说：“翁记似有重缮改易处，如李莼客卒于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闰五月初九尚记李莼客来，初颇不解其故，继思翁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甲乙数年，正直枢要，凡所记载，尤虑触讳，自取删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未，盖一时疏忽耳。”（见金梁辑：《近世人物志》，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教授，在翁万戈先生支持下，利用翁同龢日记原稿对删改挖补情况作了细致研究，详见《〈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5] 参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3页；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45页。

[36]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118～13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7] 对此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讨论，兹不详说。

[38] 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载《史林》2007年第5期。

[3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4页。

[40] 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载《史林》2007年第5期。

[41] 康、李之间似乎没有过什么私人联系。赵炳麟称：“鸿章自罢直督，以大学士居京师。上为其熟外交，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康有为屡投刺鸿章言变法，鸿章勿为礼。及新政行，鸿章复嘲之。”（见《光绪大事汇鉴》，《赵伯岩集》卷9，25页，1922）戊戌年六月，李鸿章致李经方家书中曾讥笑康氏变法主张为“窃东西洋皮毛”，可见对康确实讥讽。（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1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2]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

[43] 《给事中高燮曾奏为保荐康有为以游历为名加入弭兵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录副奏片，编号03/5617/0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史工程网，http://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0月22日，下同。

[44] 《军机大臣奏为给事中高燮曾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等折及谕旨原折片恭呈慈览事》，光绪二十三年，录副奏折，编号03/5732/059。

[45] 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46]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7] 参见茅海建：《〈我史〉鉴注》，221～224页。

[48] 康有为《怀翁常熟去国》诗云：“胶州警惊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诗前小注云：“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按，年谱记为十八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黄彰健经过考订，认为此诗系戊戌政变后补做。（参见氏著：《戊戌变法史研究》，149页）另，康氏在1918年出版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中称，甲午战败后，翁同龢见到康时，曾就以前未能代呈康氏上《第一书》，向康“谢过”。康氏云：“翁公虚己引咎，屈师相之尊，来吾南海馆，升堂长揖谢过，谓举国士大夫未尝言日本变法致强规图高丽事，吾实昧昧，故当时不听君言，致有此败。常熟自是日讲新法，及丁酉奏荐，谓康某之才过臣百倍，为此事也。由是而生戊戌维新之事。翁公可谓博学而知服勇于补过也。”这里所言乙未年翁到南海会馆“谢过”之事亦不可信。

[49] 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辗转抵达青岛，见到末代恭王溥伟，联想到昔日胶案之发生，触景生情，特赋诗《呈锡晋斋主人》，诗云：“吾时伏阙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投书宰相惨呼天，常熟翁公忧国颠。早朝前席备荐贤，请破格用救元元。过臣百倍谬誉偏，一时朝论哗然传。退朝辱访枉高轩，时河将冰吾言旋。骊驹驾南海馆门，公遂直入吾斋前。朝旭甫上草树妍，披衣强起相周旋。公强留行情意谆，且言圣心至勤勤。由是感激赞艰难，上书变法百万言。……”（见于植元：《关于康有为的〈呈锡晋斋主人〉诗》，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50] 这里引用的是《申报》转载的康氏谈话内容，译文应与《新闻报》大致相同。

[5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52]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3]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我史》（自编年谱）手稿“既谒常熟”旁原添“常熟烘谬”四字，后又删去。参见茅海建：《〈我史〉鉴注》，221页。笔者以为，康氏在此处添加文字的斟酌反复，流露出其内心的矛盾。“烘谬”一词意在指责，似是对访翁遭拒之事有感而发，然最终又隐忍将此句抹去。

[54] 翁同龢日记原稿复印件承翁万戈、翁以钧两位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55] 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编号03/0293/2/1223/307。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3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325页。

[58] 《京报（邸抄）》第111册，392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59] 《军机大臣奏为给事中高燮曾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等折及谕旨原折片恭呈慈览事》，光绪二十三年，录副奏折，编号03/5732/059。

[60]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4～37页。另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251页。

[61]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

[62] 需要指出的是，由康有为保存下来的戊戌年正月康广仁给侄女康同薇的《抄五日京中来函》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信中说总署传见后，“越日，常熟托樵野来云，上急欲变法，恭邸亦有□□，无《日本变政记》及吾条陈，上乃宣促速上……”（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附录，77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笔者以为，这些信件均为抄件，内容后来似经过康有为的改窜，所谓“常熟托樵野来云”尤不可信。

[63]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08页。

[64]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3、27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65] 见《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97、202页。

[66]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3页。

[67] 笔者推测，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回复之所以拖了三个月，可能与当时复奏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的硬性规定有关，可惜未见清代制度有过明确成文规定，姑存此论。

[68] 据张元济戊戌年正月初二日致汪大燮、汪诒年信函中说：“弭兵会亦已罢论，惟高位者，颇能为所歆动耳。”（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7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高位者”主要指张荫桓而言。

[69]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137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70]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35页。

[71]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2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72] 王伯恭：《蜷庐随笔》（与《趋庭随笔》合刊），27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73]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464页。

[74]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云：“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为所事，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急宜防备之。”这则记载属于事后追忆，可信性有待确证。不过，至少反映出张、翁行动的一致性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所指应为处理高折之事；所谓“守旧大员”可能指许应骙。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2页。

[75] 钱仲联在《梦苕盫诗话》中说：“人谓公荐举南海，有才胜臣十倍之语，实不尽然。政变以前，金门姑丈在京师，公即诫以不可近南海，谓其心术不正。此事姑丈亲为予言之。外间所传，不免捕风捉影。今公日记俱在，可覆按也。”（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16册，11312～113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钱仲联之祖母乃翁同龢之姊，其姑丈俞钟銮（字金门）又是翁的外甥，戊戌年春曾到京参加会试。这条口碑材料可信性极高，说明翁当时对康大有戒心。

[76] 康氏自编年谱中所记呈递条陈和变法书籍的具体时间多有误讹之处，以上均以档案材料为据。可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及茅海建《〈我史〉鉴注》二书。

[77] 从《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康折抄本看，三月所上条陈，只有二十日递到总署的《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采用了“工部主事康有为跪奏：为……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形式，这是具有奏事权的官员才可以采用的方式，按照制度，康氏属于违制。参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22～2678页。

[78]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1页。

[7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83页。

[80]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356、355页。

[81] 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15～3130页；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00～501页。另，张荫桓戍边途中赋诗云：“外患交相乘，艰危迄朝暮。……至尊重忧时，召对敢草草。渥荷圣恩深，益用滋嫉妒。秋严党祸起，势若拉枯槁。”（见《豫弟藩侄自长崎兼程追送，豫弟南返，藩侄随戍，别于龙树寺，时戊戌九月朔日也》，《荷戈集》卷上，清宣统刻本）

[82] 徐桐：《奏为特参户部侍郎张荫桓贪奸误国事》，光绪二十四年，录副奏折，档号03/5359/082。

[83] 郭则沄：《十朝诗乘》，收入张彭寅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75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4]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诗又云：“穷塞逋臣尚抗章，曾规新法进康梁。头颅万里无人惜，只赚伶官泪数行。”所做诗注云：“康有为初规变法，所著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樵野起自杂流，有干才，通时务，东朝亦深喜之，由是失宠。康、梁败，樵野亦谴戍新疆。朝野几忘之矣。拳乱作，忽具疏力言外衅之不可轻开，乞新抚联魁（误，应为饶应祺——引者）代奏，端、刚辈方窃柄，矫旨正法，其直谏不亚袁许，而人鲜知者。”（载《中和》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54～55页）

[86]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也写到，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手谕不时下颁，说帖时有进呈，南海张侍郎曾代传递二三次，皆纸笔所不能达者……（张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5页）

[87] 魏元旷：《坚冰志》，《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12页。

[88] 《京报（邸抄）》第115册，279、489、577页。

[8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93页。

[90]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11页。

[91] 甲午战后张荫桓向光绪帝保荐黄遵宪之事，参见马忠文：《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考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92]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8页。

[93] 关于戊戌年《日本变政考》的呈递情况，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194～19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9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8页。

[95] 翁氏自订年谱又补充说：“越日，荫桓以康书原稿送枢直代递，不知书中何所言也。”见翁开庆整理，朱育礼点校：《翁同龢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第86号，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页。

[97]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5页。

[98]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0页。其实，康于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见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总署大臣代其转呈条陈和书籍已符规制。

[99]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0]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1页。

[101] 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66页。

[102] 张氏回忆说：“康本叛贼孙文党，挈多金走京师，密结京僚图不轨。康实寒素，所有皆孙文资。侍读学士徐致靖折保酬四千金，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也云：“康有为初未进用，所拟变法章奏，未由上达，皆怂恿伯鲁言之，或传其受有为贿，莫能明也。”（《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88页）

[103] 杨锐密札，参见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运动新探》，79～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4]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另，1963年9月萧一山在台北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戊戌变法的真相》的讲演，指出张荫桓是百日维新的主要人物，当翁同龢与康有为不往来之后，维新人物的见用，完全是由于张荫桓的关系；康有为的进用，完全是张荫桓在幕后运作的。他说，“后来我在读《续孽海花》小说中才发现这件事情的真相”，“作者曾在总理衙门任事甚久，知道戊戌政变内幕，记载很详，为一般史书所不及”。（《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7月）

[105] 叶恭绰《读张樵野铁画楼集》诗序说：“康长素之出，实由樵野荐之于翁叔平，翁荐之于光绪，故戊戌变政，樵野实其原动，西太后欲杀之久矣。庚子乱命，与害珍妃同一笔法，事类袁绍之杀田丰。盖自耻失败而永图灭口，且杜翻案耳。樵野之起，不由科第，而才华显露，众多侧目；至其亲家李芍农亦与不谐，故受祸虽烈，而称之者稀，尚不克比于许景澄、徐用仪，亦可伤矣。阮季湖前觅得樵野遗集寄京，偶题此什，以抒所感，亦论近世史者所宜知也。”（《读张樵野铁画楼集序》，见《遐庵诗乙稿》，1950年代铅印本，转引自左舜生：《记张荫桓》，收入《中国近代史话初集》，19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另，叶氏所藏《铁画楼诗钞》亦有跋云：“南海张樵野（荫桓），于清光绪间以外省末吏荐至公卿，以才显于世，枢府依为左右手。其时翁同龢与孙毓汶意见不同，有若‘牛李’，樵野游其间，皆能水乳。卒以荐康有为成戊戌大狱，那拉氏追恨杀之戍所。其时风气锢蔽，以其不由科目进，众皆轻之。李若农（文田）乃其亲家，且时极嘲诋。至非罪被害，哀之者稀，不获与‘三忠’（袁昶、许景澄、徐用仪）同称其道，亦可伤矣。乃其文艺超凡，迥非当时科第中人所及，亦复知者无几。……樵野遇事犀烛剑剖，判断如流，诚超过其时流辈倍蓰，不止其荐康南海一事。在当日为历史行动，而卒以此杀身，且罕知者。专制之朝，了无正义公道可言。此其一征。”（王贵忱：《可居题跋三集》，后记，1995年自印本，57～58页）观其宗旨，叶恭绰对张氏荐康一事非常肯定，并对这位乡贤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

[106] 参见马忠文：《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载《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107] 参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08]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6页。

[109] 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0～482页。

[110]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4页。此次查抄之命得以收回可能与张荫桓用金钱疏通关节有直接关系。据李符曾（应为杨锐）致张之洞密函言：“（五月）初四，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赂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管，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德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苦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80页）张荫桓戊戌年五月二十四日记写道：“访豫甫（立山），承谕慈圣保全之意，为之感激。”（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43页）显然，时人所言张氏纳银免祸是有根据的，内务府大臣立山在此事中起了关键作用。

[111]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40页。

[112]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2～489页。

[1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33页。据赵炳麟称，文悌被责令回原衙门行走，不啻废弃，遂授徒于龙树寺楼上。“大学士徐桐重誉之，曰：仲恭（悌字）天下正气也。”可见守旧大员对文悌的声援和支持。见《光绪大事汇鉴》（收入《赵伯岩集》，1922年刊本）卷9，19页。

[11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260～261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115]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页。

[116]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7～8页。

[117] 《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2页。康有为也提到此事，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0页。

[118]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42页。

[1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229页。

[120] 《清德宗实录》，卷4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丑，《清实录》第57册，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1]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47～548页。

[122]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54～555页。

[1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312页。

[124]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60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25]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

[126]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03页。

[127]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68～73页，成都，巴蜀书社，2004。

[128]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31页；《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选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59页。

[129] 王照：《劾张荫桓奏稿（节录）》之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356页。

[130]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称：“有为初曲意事之，后既贵幸用事，乃更相倾陷，王照劾荫桓滥保革员疏，即有为代草。”（《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82页）这种解释未必中肯，却说明张、康关系出现裂痕已被局外人察觉到。

[131]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5页。按，此处原文标点有误。

[132] 《京友再述国事要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427～428页。

[133]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82页。张荫桓戊戌年的日记有多处涂抹，使人无法辨识原文。如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召见这一天的日记就有涂改；六月初九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的日记也有涂抹。经王贵忱先生仔细辨认，六月二十九日的内容复原后是这样的：“润台、长素先后来。长素健谈不辍。筠丈（许应骙——引者注）适至，规避不及，颇难……”（见王贵忱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舍，1999，此书为日记原稿影印本）遗憾的是，2004年笔者收入整理本时，因一时疏忽，未能将王贵忱先生放在注释中的这段文字收入。

[134] 《清德宗实录》卷42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庚寅，《清实录》第57册，600页。

[1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434页。

[136] 参见林权助撰，张雁深、张绿子译：《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75～578页。

[137] 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41页。

[138] 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191～19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米内山庸夫著，张中原译：《伊藤博文与张荫桓》，载《民主潮》第9卷第6期（1959年3月）；云岗：《张荫桓托庇异国》，载《春秋》第6卷第1期（1967年1月）。

[139] 据戊戌九月蔡金台致李盛铎函称，荣禄力陈“张某不无微劳”，“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即此二事也”。（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603页）

[140] 《国子监司业贻谷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9页。

[1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434页。

[142]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5页。

[143]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05页。

[144] 《中国的危机》，载《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7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10页。这是英文版康有为谈话的直接译本。

[145]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2～489页。

[146]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6页。

[147]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4页。

[148] 参见姚福申：《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辨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

[14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2页。

[150]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甲子，《清实录》第57册，637～638页。

[151]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152] 翁斌孙：《翁同龢列传》，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53] 《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154] 参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83页。也有记载称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力诤之，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155] 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

[156]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载《史林》1999年第3期。

[157]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158] 梁氏原文是：“……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至今年正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康有为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251页。

[159] 宋恕在1899年6月给孙仲恺的信中说：“翁常熟甲午年以前全不解时务，乙未年后，合肥（按，指李鸿章）入京，常熟虚心请教，遂一变前之愚昧，甚服合肥。近又力荐南海（按，指康有为），以此为诸权臣所怒，内外夹攻，加以重处。由近日论之，常熟竟不失为正人君子，弟昔年之薄之，实为误薄，当削改之矣。”（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6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宋恕对翁氏看法的改变，与上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其实，与现在通行的说法有异，清季不少私家记述都视翁为守旧人物。民国时期的学者陈鍫就将翁列入守旧阵营予以研究，详见《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第25期，民国28年（1939年）6月，59～106页。

[160] 《清德宗实录》卷455，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清实录》第57册，997页。

[16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241页。

[162] 参见高阳：《翁同龢传》，280～281、307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高阳还撰有《康有为“十疑”诗注》，其中一章云：“奔走皇皇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恩深；松禅日札分明在，踪迹何妨细细论。”注云：“康有为《自编年谱》一再强调翁同龢以国士相待的知遇之恩，其实为子虚乌有之事。翁同龢日记晚年虽有删改，但以翁同龢之笃于孝悌忠义，康有为之卖弟、卖友，以‘康圣人’自居，而有少正卯之实，气味不投，理所必然。证以同时人的记载，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可知康有为于翁，乃是谬托知己。”（见《高阳杂文》，13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高阳以文学家之笔触论事，所言不免带有意气，但论点大体符合实际。所谓“松禅日札”是指甲午至戊戌期间翁同龢给张荫桓的一百余通书札，多涉清廷外交、财政事务，而无一字言及康氏。戊戌八月张荫桓戍边途经保定时，将这批书信交由在直隶候补的僚属吴永保存，上世纪70年代吴永之女吴芷青将这批信札售归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阳受命整理，署《松禅老人尺牍墨迹》，1977年由台北故宫印行。（详见马忠文：《关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上海图书公司主办]载《博古》2003年第2期）

[163] 邝兆江曾撰文对于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康门弟子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将康比拟成王安石，将戊戌变法比拟成熙宁新政并不恰当，康在戊戌新政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像康氏自许的那么大，康氏地位的提升与政变后各国政府出面干涉与营救活动有关。（见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由此展开了讨论。（参见汪荣祖：《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载《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