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不仅是清季革命家，而且是书法名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自1926年《右任诗存》（余寄文辑、李瑞峰校）问世后，[3]到1949年，《右任诗存》已经印行五次，每次内容均有增删；到台湾后又曾几次梓行。[4]迄今最为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印行的《右任诗存》两卷（王陆一、刘延涛笺）。据编者说，“编校伊始，于先生即嘱不得为溢词”。如此说来，这本《诗存》似经作者寓目，故可视为诗人的自定本。[5]

1956年版《右任诗存》卷一收录了作者1904年之前的诗作21首，包括《杂感》（三首）、《吊李和甫（秉熙）》、《兴平寄王麟生程搏九牛引之王曙楼朱仲尊诸同学》、《失意再游清凉山寺题壁》、《署中狗》、《从军乐》、《赠茹怀西（名欲可）》、《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元韵》、《兴平咏古》（九首）、《吊古战场》、《咏史》等。这些诗反映了作者早年反清革命的激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如《署中狗》讽刺清朝官员：“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据说这首诗直接激怒了三原县知县德锐。《杨妃墓》（《兴平咏古》之二）一诗借古非今：“殉国莫哀窈窕身，唐惩祸首溯原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该诗被认为意在抨击慈禧秉政。《杂感》（之三）有句云：“嗟嗟老祖国，孤军入重围。谁作祈战死，冲开血路飞。”一种为古老祖国寻求出路、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豪情跃然纸上，即使在今天也令人感怀。[6]需要说明的是，这21首诗皆源自曾被清廷禁毁的《诗草》，是1930年出版的《右任诗存笺》（王陆一笺）首次披露出来的，[7]此后各版《诗存》皆沿袭收录。据笺释者称，于右任以为“少年作品，过火语太多”，故存其四分之一，“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8]。所以，现在看到的只是少数诗作，大部分“过火语”已经被诗人删去。反言之，只有见到《诗草》的全貌，看到那些被删去的“过火语”，才能更真实地了解辛亥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革命风貌。

陕西巡抚升允是最早看到《诗草》的少数人之一。他当然不会持赞赏的态度，可是，他在奏折中对《诗草》的痛加攻击，却从反面折射出这部诗集的思想震撼力。据台北故宫所藏军机处档案显示，升允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1904年5月6日）上奏请斥革于右任（伯循）举人并密拿审讯。四月初四日（5月18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原折称：

头品顶戴尚书衔陕西巡抚奴才升允跪奏：为逆竖昌言革命，请旨斥革查拿究办以遏乱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以海内士风渐即庞杂，江粤一带，华洋混处，每有读书之士，为自由平权之说所惑动者，然不过私居谈论，偶涉奇邪，决不敢昌言革命，更不敢出其邪书公然问世，至于陕西尤无此风。奴才抚陕以来，每与士类相接，虽有时稍病其固陋，然未尝不喜其驯良，盖风气未开，邪说未入，西北之士习所差胜于东南者赖有此耳。乃有三原县举人于伯循者，甘心作叛，独倡逆说，所著诗曰《半哭半笑楼草》，刊印多部，遍馈士林，一时士论哗然，惊为奇绝。奴才始闻而疑，因即留心访查，随由署布政使樊增祥查获逆诗一卷，密呈究办前来。奴才平心细阅，实系有心倡逆，并非传闻之过。其自号曰铁罗汉，其自比曰谭嗣同，其词意则语语革命，语语劝人为叛逆，甚至明目张胆，言有臣子所不忍述者。似此悖理蔑法，不惟不知有天良，亦且不知有首领。秦中风俗，素称安静，一旦生此逆种，一言一动，皆足骇人听闻，若任其魅迹魑踪潜行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该逆一鄙夫竖子，诚不足为重轻，特恐少年寡识之士，因奇其文并奇其人，一倡百和，驯至风气一变，祸及胶庠，则他日挽救有百难于今日者。

查该逆于伯循，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举人，现赴河南会试，相应请旨先将举人斥革，一面由奴才咨会河南抚臣密拿该逆解陕审明实在逆迹，即申国典，以遏乱萌。如万一有可曲恕之处，奴才亦决不肯为已甚。所有查获逆诗、请旨斥革拿究缘由，除将原诗抄咨军机处查照外，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9]

升允在此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于右任“自号曰铁罗汉，自比曰谭嗣同，其词意则语语革命，语语劝人为叛逆，甚至明目张胆，言有臣子所不忍述者”，认定于右任“甘心作叛，独倡逆说”，属于“有心倡逆”，必须捕获解陕审讯，“即申国典，以遏乱萌”。升允所谓“臣子所不忍述者”，与于右任自称之“过火语”，可能正是那些激烈抨击清朝统治者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