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要想廓清事实，彻底解决歧异，可能仍有相当的困难。但是，通过对现有材料的爬梳比证，可以认为，以往仅凭俄国单方面的材料作出李、张“受贿”的定论是不适当的，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存在诸多疑点。也有学者推断，有可能是俄国驻华官员私吞了这笔款项。[78]考虑到当时璞科第与巴甫洛夫致彼得堡方面的函电中存在许多疑点，这种推断也有其道理所在，但最终结论恐怕仍然需要切实的证据。

事实上，在收买中国官员的过程中，身在彼得堡的维特关心的只是最终效果，对具体实施过程的掌控则鞭长莫及；由于得到授权，璞科第与巴甫洛夫二人拥有“就地共同商量必需的款项”的权力。璞、巴各自从北京向国内汇报情况，将收买活动的每一次进展分别致电财政部和外交部。这种做法表明，支付巨额贿款是得到批准的，并且两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督，至少，档案中反映的情况是这样的。然而，这种互证式的监督，可能正好是两位驻北京的俄国官员相互勾结、监守自盗的障眼法。璞科第与巴甫洛夫所谓1898年3月21日与李、张“作机密语”之事可能确系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他们为私吞巨款向国内编造的借口。签约次日，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政府名下的公款转为私人款项，“交给了”李鸿章，并及时告知了彼得堡方面，看上去似乎俄国人很讲“信义”，其实这笔钱是否真的交给了李鸿章，还是大有疑问的。

在研究旅大交涉问题时，有论者将李鸿章的“受贿”嫌疑与其亲俄外交并论之，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以借款问题为例，尽管总署诸臣中李鸿章借俄款的倾向最为明显，但因此便得出他受到俄国人金钱**的结论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直倡导和实践联俄外交，并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主张借俄款正是其联俄政策新的体现。即使具体到借款本身，李鸿章也并非毫无原则，大多情况下他仍然施“以夷制夷”的计策，希望利用英国来牵制俄国，迫使其降低借款条件。前述俄方函电中所记1898年1月23日他与璞科第、巴甫洛夫的密谈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将视野放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侵略政策的复杂性。以收买活动和间谍行为为特征的黑金外交是近代国际关系中司空见惯的事，只不过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在对华政策上更加重视这一手段而已。《红档》杂志披露的函电中还有其他用金钱收买中国各级官员的记载。[79]这些档案文献最能充分说明的应该是俄国人视收买为重要手段并加以实施的事实，而不能直接作为中国官员受贿的依据。毕竟，俄国人蓄意收买的动机并不能代替中国官员受贿的实际结果，二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80]可以想见，李、张乃至其他中国官员对俄国人这种伎俩，不会闻所未闻，毫无防范。俄国人的阴谋有时也会得逞，清廷官员中也难免有见利忘义之徒，但是像李鸿章、张荫桓这样长期主持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因受到利诱而**裸地出卖民族利益，此说恐不可轻易相信。

笔者以为，1898年10月4日璞科第称张请求“再付他一万五千两”，可能实有其事，惟与租借旅大事似无关系。精通汉学的璞科第以商人身份长期活动于北京官场，结交权贵，侦探各种消息，从事间谍活动，[81]他与张荫桓也有一定交往。张下狱后家产被查抄，复遭狱吏勒索，经济陷入困境，[82]向璞科第求援不是没有可能的。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巴甫洛夫同意张的请求是“因为可以使以前在张荫桓手下中国官吏对我国有良好的印象，可能以后对我国有用”，[83]这里并没有说与兑现租借旅大时的许诺有什么关系，而是出于拉拢这位联系人、培植亲俄势力的政治目的。[84]另外，根据俄国财政部档案，1898年5月和11月（俄历）俄方曾两次付给张总计“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一卢布一戈比”的款项，这笔钱是由李鸿章基金中支出的，但是否确实与旅大交涉有关，罗曼诺夫交代的也不很清楚，很可能是利用档案本身不全的缘故。5月的这笔开销未必与租借旅大相关，从张荫桓戊戌日记分析，很可能与柳太铁路有关。像张氏这样在清季购买舰艇、举借洋债等涉外商业活动中分润佣金、收受回扣的当权派官员，铁路矿务同样是取财之道，璞科第以商人的身份代表华俄道胜银行为促成柳太铁路事贿赂张荫桓，似非意外之事。由此联系起来分析，外交部档案称10月4日俄方同意予以张1.5万两，或许就是财政部档案里所说的11月（俄历）那次付款。可能因为有前一次付款，所以又有后来“（请求？）再付他一万五千两”之事，这是目前条件下我们对俄国档案之间相互矛盾所能作出的唯一解释。可以推断，张荫桓与俄国人之间的金钱因缘多与中俄间的经济活动有关，他似乎不会利用像租借海港这样纯粹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去牟取私利。理由很简单，在与洋人的交往中，很多像张荫桓这样的官员通过介入商务活动获取利益才最安全便捷和“心安理得”，当然，按照现代的说法，这其中也包含着滋生腐败的权力寻租问题。

原载《学术界》2003年第2期

[1] 北京大学徐万民教授、翁同龢纪念馆朱育礼先生及上海学者姜鸣先生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2] 该日记原稿由广东学者王贵忱先生收藏，整理标点后曾连载于《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4期和1988年第1、2期。1999年，澳门尚志书舍影印出版了该日记，取名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王贵忱先生对注释也进行了新的校订，本文所用张日记即该手稿本。

[3] 该书中译本于197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傅正翻译。以下引述维特回忆录均据该版本。

[4] 《维特伯爵回忆录》，傅正译，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5] 该版本的中译本取名《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由张开翻译，于1983年和1985年由新华出版社分两册出版。

[6]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9页。

[8]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11～212页。

[9] 该文刊载于《阶级斗争》（彼得格勒，俄文）1924年第1、2期合刊，第77～126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女士在俄从事学术访问期间特代为复制了此文；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伟丽同学帮助翻译了部分内容，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10] 《阶级斗争》1924年第1、2期合刊，124页。

[11] 该书由列宁格勒叶努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社出版。

[12] 该书1947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55年修订再版，1976年据修订版出版了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需要指出的是，中译本将俄国人两次一共付给张荫桓的总额误译为“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一卢布一戈比”。见该书上册，144页，注释166。

[13] 王光祈译：《李鸿章游俄记事》，上海，东南书店，1928。

[1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此文最早发表在《北海图书月刊》第2卷第6号（北平，1929年7月）。

[15] 蒋廷黻在文章中标明这两份电稿“选自Steiger，China and Occident，1927，p.71”，见《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05页，这说明《红档》披露的有关材料已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

[1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05页。

[17] 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不过，其结论则与蒋氏相近，他评论道：“维特所言夸张己功，所叙之情节，不同于中国史料，但其所言赂贿，盖非诬语，此岂总署仍主联俄原因之一乎？”见该书第421页。

[18] 如陈博文《中俄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文公直著《中俄问题之全部研究》（上海，益新书社，1929）及何汉文著《中俄外交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等著作中均未涉及该问题，或因该问题复杂而回避之，具体原因不详。

[19] 现在通常见到的为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译本，易名为《俄国在满洲（1892—1906）》，译者为陶文钊等，以下本文所引均据该版本。

[20] 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06～107页。关于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是否接受巨额贿赂，学界同样存在争议。因该问题同样很复杂，本文不拟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中对此似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书中将有关争议放在页下注释中（见该书，415页）加以说明；相比而言，同书有关旅大交涉中李、张受贿的情况则在正文中叙述（见该书，426页），基本持肯定意见。

[21] 本书为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乙类第一种，1947年8月在昆明出版。

[22] 在这些著述中，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天津，知识书店，1951）和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两本小册子虽系通俗读物，却颇能代表当时学术界的基本倾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中俄关系史研究中，肯定李鸿章、张荫桓接受过贿赂的说法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可参阅傅孙铭等：《沙俄侵华史简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杨培新：《华俄道胜银行——沙俄侵华历史内幕》，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沙俄侵华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等。有关论文有刘存宽：《关于帝俄租借旅大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23]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述及光绪前期之政治与外交时，虽对李、张受贿之事未作可否，仍引用了维特回忆录和罗蒙诺夫的研究结论（参见该书，1333～1336页）。吴相湘著《晚清宫廷实纪》（台北，正中书局，1973）、陈志奇著《中国近代外交史》（台北，南天书局，1993）也都肯定李、张有“受贿”之事。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下卷第2章“晚清的对外关系”一节，亦持这种观点（这部分系由徐中约撰写）。

[24] 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591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25] 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代序），见周军、杨雨润主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26] 参见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318页，1992；余明侠：《关于李鸿章接受俄国贿赂出卖东北铁路权益一事的辨析》，见沈寂等主编：《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安徽人》，90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2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6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8]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4页。

[29]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4页。

[30]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5页。

[3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86页。

[32]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2～3页。

[33]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4～205页。

[3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

[3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86页。

[36]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

[37]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86页。

[3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86～3087页。

[39]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5页。

[40]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

[41] 李鸿章：《致许使》，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申刻，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815～8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2] 参见《俄国在满洲（1892—1906）》及《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的有关章节。

[4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98页。

[4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098页。

[4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2页。

[46] 《许文肃公遗集》卷10，电报，30页，民国刊本。

[47] 上述有关旅大交涉的过程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的相关章节。

[48] 《维特伯爵回忆录》，79～80页。

[4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1页。

[5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1页。

[51]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57～58页。

[5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1～3102页。

[53]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64页。

[54]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64页。

[5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4页。

[56]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67～70页。

[57]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4页。

[58]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73页。

[59]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77页。

[60]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73页。

[6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4页。

[6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9页。

[63]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74页。

[6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8页。

[65]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80页。

[66]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6页。

[67] 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8]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7页。

[69]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7页。

[7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4页。

[7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4页。

[72]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8页。

[73]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9～210页。

[74]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89页。

[75]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150页。

[76] 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155页。

[77] 1898年春华俄道胜银行向山西商务局借款修建柳太铁路因受到山西士绅反对而出现波折，总理衙门曾奉旨讨论此事，经璞科第与巴甫洛夫与总署谈判，1898年5月借款合同正式签订。参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8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8] 参见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318页。

[79] 这些情况散见于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51、228～231、279、298页等。俄国人拟收买的对象除了李鸿章、张荫桓外，还包括李氏之子李经方、王文韶等。

[80] 中文文献中也有俄人从事收买活动的反映。孔祥吉先生在检阅史料时，发现一份题为“俄使行贿纪实”的未刊文稿，谈及庚子议和期间璞科第试图以20万两的银票收买李鸿章的侄婿徐厚祥，以获取机密电报的情形。参见孔祥吉：《俄使行贿揭秘》，收入《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1998。

[81] 璞科第甚至通过白云观的高道士结交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李莲英，以探取机密消息。参见蔡鸿生：《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2] 参见马忠文：《张荫桓流放新疆前后事迹考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83]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12页。

[84] 从种种情况分析，在张手下任事并深得其信任的首推是梁诚（字震东，后来曾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下狱后，梁诚四处奔走，疏通关节。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称，一些英国人曾计划在流放途中将张劫持到英国使馆保护起来，他们便是通过梁诚将消息设法告诉张荫桓的，但遭到张的拒绝（参阅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115页，注释2）。所以，代表张荫桓向璞科第求援的这位神秘人物可能仍是梁诚，况且戊戌年八月张氏西行途中也确实出现过他的踪迹。参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