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这是以康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康年谱末云：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生死，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意，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9]

这段话乃年谱终篇总结之语，据此，年谱当完稿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暮，亦即1899年初，这种说法现在比较通行。不过，《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后所附《书目解题》的说法与此稍有区别：

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亦止于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10]

解题强调指出年谱是分两个阶段写的，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以前部分（包括乙未年）写于乙未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丙申、丁酉、戊戌，1896—1898年）三年的内容则系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续补的。仔细审察，这种解释实与年谱中的康氏的一句注语有关。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前有康氏自注云：

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识。[11]

康氏晚号更甡，其年七十当在1927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日）康有为在上海度过七十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据其门人麦仲华回忆，康氏寿诞后，即在上海“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12]康同璧也回忆说：“先君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云：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13]康氏离沪前曾检点遗稿，据此似可判言，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临时添加的。显然，题解中所谓康年谱分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是将年谱正文总结语与康氏所添注语综合后得出的一种新解释。

康同璧和赵丰田抄本所依据的年谱稿本，现在仍存世。据谢巍先生称，“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笔者虽几经努力，惜仍未能找到原稿。[14]尽管未能见到稿本，但据前引康有为的注语，笔者推断，稿本第一册应止于乙未年，康氏注语应写于该册之后，否则康不至于有“此书”之称；稿本第二册，当为丙申至戊戌部分。由此，或可断定，康氏自编年谱稿本分为两册，本来已是前后相续、自成体系的本子，只是由于康逝世前添加了一句注语，才又引出“两阶段”成书的歧说，这其中自然有后世学者综合分析的主观因素在内。不过，即使乙未前后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成立，似乎也不影响人们对年谱最后成书时间的认定，学界对两种说法的差异忽略不计，原因大概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