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本来是不折不扣的“康党”人物，但是，政变后却戴上了“非康党”的帽子；而已经开缺在籍的翁同龢，却在政变发生两个月后，被拉入“康党”，遭到革职编管的严厉处分。张、翁的境遇如此不同，原因并不简单，其背后呈现的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复杂局势，其中也有外交原因。

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后，慈禧下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时步军统领崇礼怀疑张荫桓素与康往还，或有匿藏情事，便派官弁先到东华门外锡拉胡同张氏府宅四处搜求，以至人们误以为要抄张荫桓家。[132]惊恐之下，张氏急忙焚毁与康交往的证据，乃至涂改、毁弃日记。[133]初七日，慈禧获悉袁世凯告密的消息，气急败坏，密旨搜拿军机四卿和其他与康有关的官员。初八日清晨，张被邀至提督衙门受到监视。次日与徐致靖、杨锐、谭嗣同等九人同时被革职，拿交刑部。[134]当时被捕者无不与康有为之案有关。

可是，十一日清廷却突然发布上谕称：“张荫桓虽屡经被人参奏，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135]该谕以“非康党”为由，将张从康案中剔出，另案处理，这其中大有蹊跷。原来，这是英、日驻华外交官听说要处死张荫桓的消息后，向清廷提出抗议和交涉的结果。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八月初十日午后得到消息说，张荫桓将于当晚或翌日凌晨被处死，立即致函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希望他尽快设法营救。当时退职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北京游历，林权助与伊藤商议后，深夜赶往贤良寺李鸿章的住所拜访，声称如果张氏被杀，会引起“列国干涉”，并说这是伊藤的担心，希望李援手相救。林权助建议李鸿章写信给荣禄，以确保次日一早军机大臣见起时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慈禧太后。[136]同时，窦纳乐又致函李鸿章，指出“西方各国认为这种突然的处刑带有恐怖的色彩，同时匆忙秘密地处决像张荫桓这样在西方各国很闻名的高级官员，将引起很坏的结果”。[137]英、日采取一致行动营救张氏，与其甲午后对外交涉中的亲英、亲日倾向是有关的。虽然李鸿章在甲午后的外交决策中与张时有矛盾，但是，为顾及邦交，仍不计前嫌，致函荣禄劝说慈禧将张从轻发落。[138]军机大臣中还有人以张氏曾反对康充任伊藤访华的迎送使以及反对派康到日本坐探变法的例证，为张讲情。[139]慈禧显然接受了荣禄等人的建议。当时，也只有将张从康案中剥离出来，才能与谭嗣同、杨锐等其他“新党”人物区别办理。可见，张“非康党”的上谕实为清廷受到外交压力后的一种表态，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然局外人并不知此内情。

八月十三日，国子监司业贻谷上折抗辩说：“张荫桓与康有为往来最密，通国皆知。康有为时宿其家，无异家人父子，数月以来种种悖迹，张荫桓实与康有为同恶相济。”[140]他坚定地认为张就是“康党”分子，要求将其严惩，这显然是针对张“非康党”的谕旨而发的。十四日，清廷公布谭嗣同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的“罪状”；同时发布上谕，将张荫桓发配新疆，罪名是“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141]张荫桓的门人以为，这十六个字的罪名“空无所指，殆如‘莫须有’三字狱，不足服天下后世”，[142]其中大有袒护乃师的意思。但是，对清廷而言，欲将张排除在康案之外，舍此空洞的罪名也别无善法。

由于外人的干涉，张荫桓不仅暂时保住了性命，还获得了“非康党”的官方结论。这对他洗刷与康的私密关系十分有利。在西行途中，当押解官员询问“谕旨谓大人尚非康有为之党，康与大人同县同乡，康入总署，想常进见，康之逆谋，亦曾微露其机否？”张氏答曰：“康有为何足齿数，如此妄作，何异疯痰？谕旨谓我尚非康党，我罪爰从未[末]减，其实我岂屑党彼哉？既云我非康党，何以仍有此严谴，殊不可解。言罢长叹。”[143]张荫桓表现出“委屈”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张“非康党”的上谕也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摆脱尴尬境遇带来了转机。尽管变法后期张、康之间已经出现分歧，但是文悌揭露康氏钻营张荫桓之事盛传于京城，令康处境尴尬，百口难辩。至此，康有为终于可以公开否认与张的关系了。他在八月二十一日首次就政变内幕接受《中国邮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在维新计划中，张荫桓与他没有什么联系；张荫桓是赞助改革的，但是并没有起积极的推动改革的作用。[144]对于文悌参劾康密结张荫桓并夜宿锡拉胡同张宅之事，[145]康氏辩解说：“吾累年来京，皆寓金顶庙，入城多宿于是……文悌心术诡诈，彼留吾谈而询吾仆从，曾访樵野，即以为吾宿樵野所，樵野无端被祸，实文悌妄指为之。”[146]又称：“张樵野之万里军流，亦为吾夜宿一言。”[147]其实，这样的解释实在缺乏说服力。

为了搪塞舆论，康有为还煞有介事地抛出了翁同龢“荐康”的说法。九月初二日上海《申报》转引了康氏八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问答：

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芬[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我自蒙召见，即奉旨在总署行走。西历今正三号，曾与总署王大臣会议，各大臣皆以客礼相待，会议三点钟久……，会议翌日，恭王及翁师傅将所议具奏，虽闻恭王深赞我才，然当时所议亦不以为然，盖谓祖宗成法不宜骤变，惟翁则深韪其议。后蒙皇上许我具奏条陈政治，我即奏请皇上将中国旧习及祖宗成法变更，并劝皇上效法日本及俄先皇彼德，又请谕饬各大臣到宗庙矢誓力图变政……并请设十二局以分理庶务，此疏既上，闻皇心甚为嘉纳，允如所请，发交总署会议。

此时的李端棻已因“滥保匪人”被革职发配新疆，而翁同龢“荐康”之说则是首次被披露。康氏抛出此论，既有借翁氏之名掩盖张氏暗中举荐内幕以敷衍舆论的意图；同时也有攀附翁氏，藉其清望唤起士林支持保皇活动的目的。这篇采访谈话很快被上海、天津、台北等地的中文报纸转载，不仅翁本人看到了，在士林中也广为传播。

九月初七、初八日天津《国闻报》连载《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148]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准良上折，指斥《国闻报》“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请求严厉查办。[149]当日上谕令直隶总督裕禄密查明确，设法严禁。[150]正是在康氏谈话四处传播的背景下，翁氏“荐康”说喧嚣尘上，翁氏政敌乘机推波助澜，巧妙利用，将翁罗织于康案，遂有戊戌十月追究翁氏“滥保匪人”之事。

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51]这道谕旨出自刚毅之手，据称，“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152]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翁氏的“荐康”之罪是莫须有。据张謇所闻，翁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153]。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都对刚毅的做法有异议。[154]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认为将翁革职，属于“康有为案中诖误”，称翁氏与陈宝箴均为“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力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155]。本来，“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十倍）”之语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在与光绪帝的对答中所说的，随后还有“然其心叵测”一句，这种肯定康氏才华而诋其心术的评价，否定的意味更重，当时孙家鼐、陈宝箴对康也有类似的评语。不料，刚毅却断章取义，将“胜臣百倍”语作为“荐康”的证据。[156]可见，翁同龢革职是刚毅等人利用康氏在海外散布翁氏“荐康”说造成的舆论氛围乘机倾陷翁氏的结果。同日，与翁关系密切的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也遭革职。[157]这两起事件同时发生，正好说明翁氏革职是甲午后清廷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延续，“荐康”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清廷对翁氏“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的定论，对于康、梁展开保皇活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稍后《清议报》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全面阐述变法与党争的关系，明确将翁说成是促成光绪帝赏识康有为的关键人物。他将上谕中“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于上，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作翁氏“荐康”的细节。[158]康、梁与刚毅一唱一和，既有当事人的公开指认，又有朝廷的官方定论，使翁同龢“荐康”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并深深影响了人们的历史判断。即使像宋恕这样的同时代人，也对翁的“荐康”深信不疑，甚至为昔日批评翁氏守旧的言论而感到歉疚。[159]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严缉康、梁，语涉翁同龢。谕云：

朕自冲龄入承大统，笃荷皇太后恩勤教育垂三十年。自甲午以来，时事艰难，益贫益弱，宵旰焦思，恐负慈闱会托之重，思缵列圣神武之谟。每翼得人以资振作。而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孰意康有为密纠邪党，阴构逆谋，必陷朕躬于不孝；并倡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谋，遂有改君主为民主之计。[160]

这里将翁之举荐与康、梁“阴构逆谋，几陷朕躬于不孝”之事相提并论，用意十分明显。二十一日翁氏从报章见到此谕，大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161]

翁氏在日记中再次以委婉的方式否认了上谕的指责，强调自己代呈康氏变法书籍只是履行公务，并暗示张荫桓与康氏进用的神秘关系。这种谨慎的辩白，比起康、梁在海外报章上连篇累牍宣扬翁氏“荐康”的声势，实在微不足道。

对于翁、张与康氏进用关系的认识，小说家高阳可谓独具慧眼。在高阳看来，翁同龢是醇谨之士，与康有为气味本不相投，无可交往；且翁氏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故翁不可能“荐康”，荐康的只有张荫桓。然则，翁同龢“荐康”之说何来？有两点原因：“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故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162]高阳注意到了康、张、翁三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所谓翁氏“荐康”说与政敌陷害有关，这样的史识恐不能以小说家言待之。可惜，他的判断并未引起史学家的足够重视。